雍正
，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 、 《上谕八旗》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主要功绩 整顿吏治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摊丁入亩
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
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精简速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
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开放洋禁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 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虽然开放洋禁，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促进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其实，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母子失和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幼为康熙表妹，时为皇贵妃的佟佳氏（即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懿仁皇后）所抚养，虽并非过继，但因彼时中宫久虚，佟佳氏以副后身份统摄后宫，位份尊贵，佟佳氏膝下犹空，胤禛出生后数年方诞下一女，旋即而卒，故伊视胤禛为己出，殷勤备至，关爱有加，而雍正则蒙其庇荫，承其恩泽，算起来当是康熙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生母为四朝元老索尼，索额图之侄女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初谥“仁孝皇后”）、十阿哥胤誐（生母为温熹贵妃纽祜禄氏，孝昭仁皇后之妹，遏必隆之女）以外，位份最为尊荣的一位皇子，因此从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视。幼时的胤禛乃凭借着这层得天独厚的机缘，被鞠养于康熙宫中，得到父皇的亲自抚育，所谓 “‘母’爱者子抱”，一时之间其乐融融，甚为温馨和谐。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基础也因这层关系，而显得特别深厚牢固。
清宫惯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员抚养，或由其他妃嫔抚养，总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诞下之后独不可付与生母抚育。这可能是为了杜绝后宫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体上杜绝了后妃预事及外戚祸国的弊政。但是这种“防弊”之策也非一无瑕疵，由于缺乏接触和沟通，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亲生母子间互生隔阂，彼此猜忌，感情不睦，关系漠然等如是尴尬的境况。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陌生而紧张，冷淡而无奈。
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胤禛从出生起即由佟佳氏抚养（胤禛后来回忆佟佳氏时曾感念其“抚冲龄而顾复，备蒙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清世宗实录》第十一卷，第九页。），一直到他十一岁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这位母亲之呵护和教导下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生恩不及养恩大”，所以胤禛感养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亲近，反而与亲娘生疏则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甚或这种情感上的亲疏还“延及”到雍正的子孙，乾嘉年间佟佳氏累次加谥，但是作为皇帝的生母乌雅氏却偏偏没有这种殊荣，仿佛她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生生地被抛在了一边，极不寻常之中隐隐地透露出雍正和德妃之间“耐人寻味”的“母子”关系。）
第二，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贵，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朝四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死后，一直位列皇贵妃之位，即所谓的副后，掌管后宫，是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贵一定让年幼的雍正产生一种依属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养母的好，以期获得她的欢心，久而久之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则难免“沦为”一个懂得如何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儿”，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想来也会由于养母的存在和在宫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过分亲近，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表现出一种以佟佳氏之子身份自居的“小小”情绪，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畅快，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便会蒙上一层阴影，结也越结越死了。
第三，“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此乃古今常理。况且大多数的母亲都会特别疼爱溺宠幼子，这是她们天生的情结。胤祚（康熙的第六子，德妃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在的时候她疼胤祚，胤祚死了她自然就去疼十四子（胤祯，雍正时更名为胤禵）喽，想来雍正心中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母子间的隔阂愈见增大。
第四，当然就得专门说说四阿哥本身的问题了，这个头发卷曲语速极快的孩子，自幼就被康熙说成是"喜怒不定"，可见年幼时心绪不佳，心中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带给他的重压，往往会突然而然的发作，有时甚或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亲的大多喜欢听话乖巧的孩子，对于像他这样有些忧郁的孩子（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如是认为，语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页172，上海远东出版社），自然很难博得母亲的欢心。
第五，胤禛即位即封隆科多（佟佳氏的弟弟）为舅舅，却反而把自己的嫡亲舅舅撂在一边，不以为意，这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只承认佟佳氏这位养母是我唯一的母亲”了嘛，他的做法和《红楼梦》中的探春也实实如出一辙，显然在他的心底还是很不喜欢自己的亲娘，并且或多或少的将此公开化，（他的脾气性情本就是如此，很多时候都会他并不是如人们想象一般，将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而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一吐而快。）易位而处，若你是德妃眼见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藐视自己恐怕也会气不打一处来吧。再想想看天底下会有哪一个儿子选择每天五更（凌晨三至五点）这个时候去给母亲请安的（《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 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1。雍正自暴隐情），他们名为母子，实则形同陌路，二人之间本就没什么话说，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话不投机针锋相对的，但是为了避免背负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赶在母亲尚未起身的这个点儿前去“请安”，（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尴尬。说句实话，这招真是够绝的了，不过从中也隐约的透露出雍正内心的无奈与辛酸。
第六，德妃以“皇帝诞膺大委，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 （萧奭：《永宪录》，卷一）为由，拒不接受皇帝给自己行礼，害得登基大典差点都开不了场，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礼这么大煞风景的开场，也似谶语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
此外，这位母亲还曾放话说，雍正即位，“实非梦之所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告诉众人说，他——自己的嫡亲儿子（！）继承大统，就连我这个亲生母亲做梦都想不到，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对他践祚的挑战。在政治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那么多政敌对她自己亲生儿子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她这么说显然将会受人以柄，显然会把雍正往绝路上推，而她连想都没想，连怕都没怕，就这么说，这么做了！！！这么绝情，偏心得这么明显，若是我也不可能和她搞好关系，更何况好强好名如雍正者乎？！
德妃生前，断然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宁寿宫去，故她甫一咽气，雍正便将她的梓宫（即棺材）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应停灵的地方——寿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与不平，其中的三昧着实耐人寻味。
还有，胤禛因早年中过暑，故而特别怕热，德妃死后，虽天气酷热非常，但为免落他人（？！）以口实，他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身体不支，在他给心腹年羹尧的密折中就有这样的话——“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一种负气、愤懑的情绪，一看便明，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兴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 。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 、 《上谕八旗》 。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主要功绩 整顿吏治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旅日华人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摊丁入亩
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
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精简速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由于以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
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开放洋禁
雍正前期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确百姓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海禁施行于闽、粤两省。 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作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虽然开放洋禁，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促进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其实，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雍正的勤奋不仅是过去皇帝，就算在现代领导人，也没有几个可以跟他媲美的。他在位12年8个月里头，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一年之中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且每天的睡眠还不够4个小时。仅仅在数万件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就多达1000多万字。雍正皇帝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堪称楷模。母子失和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幼为康熙表妹，时为皇贵妃的佟佳氏（即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懿仁皇后）所抚养，虽并非过继，但因彼时中宫久虚，佟佳氏以副后身份统摄后宫，位份尊贵，佟佳氏膝下犹空，胤禛出生后数年方诞下一女，旋即而卒，故伊视胤禛为己出，殷勤备至，关爱有加，而雍正则蒙其庇荫，承其恩泽，算起来当是康熙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生母为四朝元老索尼，索额图之侄女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初谥“仁孝皇后”）、十阿哥胤誐（生母为温熹贵妃纽祜禄氏，孝昭仁皇后之妹，遏必隆之女）以外，位份最为尊荣的一位皇子，因此从小即能受到一定的重视。幼时的胤禛乃凭借着这层得天独厚的机缘，被鞠养于康熙宫中，得到父皇的亲自抚育，所谓 “‘母’爱者子抱”，一时之间其乐融融，甚为温馨和谐。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基础也因这层关系，而显得特别深厚牢固。
清宫惯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员抚养，或由其他妃嫔抚养，总之一言以蔽之，皇子诞下之后独不可付与生母抚育。这可能是为了杜绝后宫干政吧，所以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以外，大体上杜绝了后妃预事及外戚祸国的弊政。但是这种“防弊”之策也非一无瑕疵，由于缺乏接触和沟通，这极有可能会导致出现亲生母子间互生隔阂，彼此猜忌，感情不睦，关系漠然等如是尴尬的境况。而不幸的是，雍正和其生母德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陌生而紧张，冷淡而无奈。
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胤禛从出生起即由佟佳氏抚养（胤禛后来回忆佟佳氏时曾感念其“抚冲龄而顾复，备蒙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清世宗实录》第十一卷，第九页。），一直到他十一岁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这位母亲之呵护和教导下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生恩不及养恩大”，所以胤禛感养母恩遇之素深，同孝懿仁皇后亲近，反而与亲娘生疏则是很自然的事情，亦合人之常情。（甚或这种情感上的亲疏还“延及”到雍正的子孙，乾嘉年间佟佳氏累次加谥，但是作为皇帝的生母乌雅氏却偏偏没有这种殊荣，仿佛她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生生地被抛在了一边，极不寻常之中隐隐地透露出雍正和德妃之间“耐人寻味”的“母子”关系。）
第二，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贵，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即孝昭仁皇后，康熙朝四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死后，一直位列皇贵妃之位，即所谓的副后，掌管后宫，是诸位皇子之嫡母，她的尊贵一定让年幼的雍正产生一种依属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养母的好，以期获得她的欢心，久而久之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则难免“沦为”一个懂得如何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儿”，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想来也会由于养母的存在和在宫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过分亲近，胤禛甚至很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表现出一种以佟佳氏之子身份自居的“小小”情绪，生母德妃看在眼里心中定然很不畅快，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便会蒙上一层阴影，结也越结越死了。
第三，“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此乃古今常理。况且大多数的母亲都会特别疼爱溺宠幼子，这是她们天生的情结。胤祚（康熙的第六子，德妃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在的时候她疼胤祚，胤祚死了她自然就去疼十四子（胤祯，雍正时更名为胤禵）喽，想来雍正心中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母子间的隔阂愈见增大。
第四，当然就得专门说说四阿哥本身的问题了，这个头发卷曲语速极快的孩子，自幼就被康熙说成是"喜怒不定"，可见年幼时心绪不佳，心中承受不住方方面面带给他的重压，往往会突然而然的发作，有时甚或近乎歇斯底里了。做母亲的大多喜欢听话乖巧的孩子，对于像他这样有些忧郁的孩子（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如是认为，语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页172，上海远东出版社），自然很难博得母亲的欢心。
第五，胤禛即位即封隆科多（佟佳氏的弟弟）为舅舅，却反而把自己的嫡亲舅舅撂在一边，不以为意，这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我只承认佟佳氏这位养母是我唯一的母亲”了嘛，他的做法和《红楼梦》中的探春也实实如出一辙，显然在他的心底还是很不喜欢自己的亲娘，并且或多或少的将此公开化，（他的脾气性情本就是如此，很多时候都会他并不是如人们想象一般，将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而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一吐而快。）易位而处，若你是德妃眼见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藐视自己恐怕也会气不打一处来吧。再想想看天底下会有哪一个儿子选择每天五更（凌晨三至五点）这个时候去给母亲请安的（《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 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1。雍正自暴隐情），他们名为母子，实则形同陌路，二人之间本就没什么话说，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话不投机针锋相对的，但是为了避免背负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赶在母亲尚未起身的这个点儿前去“请安”，（实际上就是走个过场）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尴尬。说句实话，这招真是够绝的了，不过从中也隐约的透露出雍正内心的无奈与辛酸。
第六，德妃以“皇帝诞膺大委，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 （萧奭：《永宪录》，卷一）为由，拒不接受皇帝给自己行礼，害得登基大典差点都开不了场，使得雍正朝的第一次嘉礼这么大煞风景的开场，也似谶语似的注定了雍正朝凄凄惨惨的悲剧收场。
此外，这位母亲还曾放话说，雍正即位，“实非梦之所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告诉众人说，他——自己的嫡亲儿子（！）继承大统，就连我这个亲生母亲做梦都想不到，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雍正即位的合法性，对他践祚的挑战。在政治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那么多政敌对她自己亲生儿子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她这么说显然将会受人以柄，显然会把雍正往绝路上推，而她连想都没想，连怕都没怕，就这么说，这么做了！！！这么绝情，偏心得这么明显，若是我也不可能和她搞好关系，更何况好强好名如雍正者乎？！
德妃生前，断然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宁寿宫去，故她甫一咽气，雍正便将她的梓宫（即棺材）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应停灵的地方——寿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与不平，其中的三昧着实耐人寻味。
还有，胤禛因早年中过暑，故而特别怕热，德妃死后，虽天气酷热非常，但为免落他人（？！）以口实，他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身体不支，在他给心腹年羹尧的密折中就有这样的话——“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一种负气、愤懑的情绪，一看便明，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兴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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